老闺蜜

北京交通大学国际教育学院副院长谭洁分享了她的看法。“我们有很多会讲故事的留学生，这方面还值得多多挖掘。”谭洁认为，目前来华留学生群体数量较大，他们在中国有沉浸式的体验，善于用新媒体形式讲好中国故事，可以推动来华留学生群体发挥他们的优势。

研讨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新媒体研究中心副主任黄楚新表示，在新媒体环境下做好国际传播，一方面要善于运用融媒体传播元素和呈现方式，根据不同平台用户特征，有针对性打造原创高质量内容，并根据受众需求不断调整传播内容和策略；另一方面在事关中国道路、政策的问题上，不缺位、不失声，在国际热点问题中占据舆论主动权；同时也要创新叙事方式，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将中国故事寓于普通人的命运中，用细节打动人心。

在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新闻系主任陈开和看来，中华文化的连续性、创新性、包容性与和平性在我国国际传播理念和实践中都有很好的体现，而且相比百年前，中华文化的统一性更加巩固，中国人对中华文化主体性的理解也有很大飞跃。但是西方社会主流价值观念与我们不同，他们更多的是对抗思维，而非融合思维，长期坚持价值观霸权。他认为，针对这种情况，我们要有战略定力，坚持兼收并蓄，不断推进交流交融，寻求国际传播的价值共识。

5月31日，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重要讲话发表三周年之际，由中国新闻网、中国新闻社国际传播部联合主办的“创新国际传播 讲好中国故事”2024国际传播研讨会在北京举行，多个领域的专家学者、媒体同仁齐聚一堂，为新形势下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破题问策。

本次研讨会上，中国新闻社发布了《2023年度中国新闻社社会责任报告》。中国新闻社国际传播部主任于晶波在介绍报告时表示，中新社在长期深耕“海外中国”的国际传播实践中，逐渐构建起了内容供应商、技术引领者和渠道构建者的多维角色。近年来，中新社以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为目标展开积极探索，深度推进媒体融合创新，打造传播精品，力争在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方面取得新的进展和突破。(完)

老闺蜜中新网北京5月31日电 当前，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国际格局不断演变的同时，国际舆论场也面临新形势新特点。如何把握国际传播的新内涵和新要求，答好国际传播时代之题，变得尤为重要。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研究中心主任，生态环境部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党委书记、主任胡军在致辞中表示，建设美丽中国，全面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需要营造有利的外部舆论环境，要高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旗，大力发展国际传播能力。一方面要深刻认识当前国际形势，促进国际社会理解、接受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理念；另一方面要坚定做好国际传播的信心，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

中国新闻社党委书记、社长陈陆军在致辞中表示，作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国家队，近年来，中新社不断创新国际传播工作，提升国际传播效能，致力于聚焦核心，用历史的眼光、世界的关照、新闻的呈现，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以文载道，持续探索“文明叙事”，在“陈情”与“说理”的交融中，讲好文明交流互鉴故事；立足特色，突出侨味、海味，广泛凝聚华侨华人、华文媒体、华裔新生代等力量，讲好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故事。

中国新闻社融媒体中心主任、中国新闻网总编辑吴庆才表示，当前，国际传播工作应秉持对话思维，善于从对抗对垒的语态中抽离出来，构建双方平和平视的对话语境；秉持“在外”思维，实现表达的当地化和传播渠道的在地化，推动对外传播向在外传播升级，力求真正在别人的语境下表达自己，在别人的地盘上纵深布局；秉持人脉思维，探索用“人”的圈子和影响力，突破美西方舆论隔离墙；秉持“传播+”思维，充分联动官方与民间、机构与个人、网上与网下的传播力量，探索传播+公益等新模式，开拓国际传播更多外延场域。

“我们做国际传播要寻求最大公约数。”中央民族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国家民委“一带一路”国别区域研究中心研究员曲强指出，中国近年来的国际传播中出现很多成功案例，过去西方对我们不了解、不理解，但近年来中国在生态环境、乡村振兴等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已通过民间和官方的各种视角传遍各方。在他看来，这些成就之所以能突破意识形态的藩篱，就是因为它切合人类的共同价值。

研讨会上，中国网副总编辑薛立胜分享道，我们必须要加强对国际舆情的分析、对国外受众的研究，都是什么样的人、在关心什么样的事，这样做出来的新闻产品才有针对性。“美西方根深蒂固的那一套是‘零和博弈’，但我们的逻辑和他们不一样，我们希望大家一起把蛋糕做大，然后共同分享。我好你也好，你好了我可能会更好，所以大家才是命运共同体。”

怎么讲好中国故事？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长聘教授王君超认为，首先要能够发现好故事。“我们的社会从来不缺乏好故事，需要我们挖掘、发现。”其次，需要改进“讲故事”的话语方式，更加重视传播技巧。他认为，应增强热点国际新闻的策划能力，同时加强对外传播人才建设。一方面，可以通过专家队伍对重大选题进行支持；另一方面，需要把记者培养成专家型、学者型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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